党课：大力弘扬红岩精神

自1985年10月邓颖超重返红岩村并题词“红岩精神永放光芒”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就红岩精神发表了若干重要论述，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论及红岩精神，强调“解放战争时期，众多被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的中国共产党人，经受住种种酷刑折磨，不折不挠、宁死不屈，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凝结成‘红岩精神’”。这为我们科学认识和深刻把握红岩精神的思想渊源提供了理论遵循。红岩精神的形成、锻造、发展既离不开特定的历史条件，也离不开思想沃土的滋养。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伟大建党精神、历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红岩精神的论述中探寻红岩精神的文化基因、思想源头、理论支撑，既有利于深化和推进红岩精神研究，又对我们从根源上理解红岩精神的深刻内涵和实践价值，在传承红色基因中汇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磅礴伟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红岩精神的文化基因：肇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孕育而成的文明源远流长，其一以贯之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力量在红岩革命斗争中得以激发、承续、弘扬，成为形塑红岩精神的文化基因。可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铸就了红岩精神的文化血脉，绘成了红岩精神的文化底色。

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铸就红岩精神的文化血脉。“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在世界观方面，以《周易》《道德经》等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哲学认为天地万物的运行有其自身的内在规律，主张“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天下为公”“协和万邦”等，阐发了独具民族韵味的“和合”理念。在国家观层面，中华民族于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了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其不仅表现为在政治层面上的形式的统一，而且具有维护民族团结、反对国家分裂的深层含义，是爱国主义的本真展现。在价值观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崇尚见利不亏其义的道德品质、富贵于我如浮云的淡泊心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目标追求。在人生观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张“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责任担当、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昂扬斗志、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人生态度、长风破浪会有时的奋斗意识等。这些经由历史和实践不断确证、传承并历久弥新的思想价值理念逐渐沉淀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使“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有自己独特的价值体系”。红岩精神深深根植于中华民族的深厚沃土中，不可能也绝不会脱离这一文化传统而独立存在。一方面，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化而成的“文化传统”是红岩精神基因基底的必然构成。与传统文化不同，文化传统一直存在于民族的延续发展之中并为后代所继承和实践，成为一种稳固的民族心理结构。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化为一种“文化传统”之后，其蕴含的思维方式、价值理念、文化道德等必定能为红岩精神提供有益养分，作为认知“底色”帮助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定位、感知、辨识和标志革命年代发生的具体事实。面对全面抗战、和平谈判、解放战争等各种生死考验，凝结于文化传统中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国家观等便成为南方局共产党人作出相忍为国、临难不苟、艰苦奋斗等行为选择的根基所在和有力支撑，最终在革命实践中淬炼出了红岩精神。另一方面，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化而成的“文化传统”具有历史承袭性，红岩精神就是这种文化传统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延续发展。人作为文化、精神的创造主体，必须从已有的文化资源和精神资料中寻找构筑当代文化的要素。从“凝结”的人物主体来看，红岩精神是南方局共产党人在红岩革命斗争条件下不断继承、改造、发展文化传统的产物。在代代相传的文化传统的浸润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红岩精神彼此映照、相互映衬，确立起一种既具有稳定性又具有动态性的联系，铸就了红岩精神的文化血脉。

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绘成红岩精神的文化底色。红岩精神体现了全面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时代主题和历史使命，其形成凝结过程可以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探求依据与根源。第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人生信仰的追求，绘成红岩精神革命信仰的底色。“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朝闻道，夕死可矣”等，表明了追求道，也就是树立人生信仰的重要性，而“有志者，事竟成”“慎终如始，则无败事”，则用“成事”诠释了人生信仰的积极作用。历经历史长河洗练的信仰追求已经深深融入红岩革命志士的骨血，并在其为党的事业而奋斗的实践中转化为革命信仰。革命信仰是红岩精神的本质特征，贯穿红岩革命斗争始终。无论是宏观层面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还是微观层面“誓死不能转变”的态度，都体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追求人生信仰的浸染。第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家国情怀的提倡，绘成红岩精神爱国情怀的底色。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长河里流传着无数可歌可泣的爱国故事，如岳飞精忠报国、戚继光血战奸倭等，反映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忧国忘家、捐躯济难的国之本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报国情怀，“野幕敞琼筵，羌戎贺劳旋”的团结意识。经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的家国情怀逐渐沉淀为民族精神的内核，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生命力的源头活水，是激发红岩革命志士不懈斗争的巨大精神力量，凝结着红岩英烈的光荣传统，绘成了红岩精神中的爱国精髓。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临危受命，于大轰炸中建立机关、在国统区复杂的环境中开展工作，始终相忍为国、顾全大局，坚决不做有损两党、两军团结的事，用以诚相待、团结多数的宽广胸怀筑牢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实根基，这皆是根源于中华民族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第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奋发精神的崇扬，绘成红岩精神奋斗精神的底色。从民族延续来看，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在五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历经挫折而不屈，始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靠的就是顽强拼搏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从个人发展来看，中华民族自古便不乏悬梁刺股的人、卧薪尝胆的人，映照着“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的精神特质，这是红岩革命志士在艰难困苦中仍坚持干事创业、自力更生的内生动力，塑造了奋斗的精神姿态。奋斗是红岩精神的重要基因，标识着红岩革命志士的优良作风。红岩革命志士尽管处于以“前方吃紧、后方紧吃”而著称于世的重庆“染缸”，却依旧不屈不挠地展开斗争。例如，在国民党顽固派实施经济封锁的情况下用“一套公用的礼服”作为掩护巧妙完成各项任务，将无法使用的铅笔接到毛笔帽上继续完成翻译工作，等等。红岩革命志士在艰难困苦中保持着自强不息的高昂热情是中华民族的奋发精神使然。第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理想人格的定位，绘成红岩精神伟大气节的底色。一是英勇无畏的气魄，《中庸》释之为勇、知、仁“三达德”。古人追求之勇并非蛮勇，而是在通晓事物发展规律基础上的智慧之勇、谋略之勇。二是以义为先的品质。当生与义、利与义不可兼得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倡导“舍生而取义”“先义而后利者荣”，强调“临财勿苟得”，见利需思义。三是“涅而不缁”的修养，蕴含着坚持操守与底线、不受恶劣环境影响的浩然正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理想人格特质为南方局革命志士坚定信念不动摇、敢于斗争不屈服、清贫乐道不浮华，提供了重要的价值引导。董必武为六角钱写检讨信，卢绪章为党筹集经费高达百余万美元却身着补丁衬衣，等等，他们非但没有在灯红酒绿的环境中迷失本心，反而淬炼出了高尚气节。概言之，南方局革命志士在革命斗争中始终保持廉洁自律、一心为公等气节，无不折射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理想人格的感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