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经过接续奋斗成功探索出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其核心词汇“中国式”彰显了中国的现代化是自主现代化。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的开创和不断走向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坚持走自己的路，党始终强调现代化建设可以学习其他国家成功经验，但决不能照搬，决不能脱离自己的国情。根据不同时期的国情和主要任务，党确定了合理的现代化目标并作出恰当的现代化建设战略安排，坚持中国道路并不断开拓创新，成功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新路。

一、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历程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磨难，在帝国主义坚船利炮的冲击下，中国被迫开启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近代对现代化的探索，从洋务运动到改良运动到新文化运动，从学习西方的器物到制度到思想文化，均以失败而告终。这种被动现代化的失败告诉我们，没有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独立，就没有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实际的现代化道路的权利。中国共产党人在反思中国近代现代化失败教训中，认识到实现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是摆脱被动受制的前提。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二十八年浴血奋战，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现代化建设扫清了道路。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提出“四个现代化”目标；改革开放后，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命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将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

（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四个现代化”的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借鉴别国经验特别是苏联经验和把握中国具体实际的基础上，对现代化的认识不断深化，逐步提出“四个现代化”目标。面对新中国成立之初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国情，毛泽东提出要大力发展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实现工业化的设想。1953年6月，党将“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纳入过渡时期总路线，这明确表达了中国的工业化是社会主义的工业化，界定了中国现代化的本质属性。1953年12月，在中宣部发布的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明确工业化的基础地位以及和其他方面现代化的关系，提出“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就可以促进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就可以建立和巩固现代化的国防”，这时虽然对现代化所包含的内容还没有用“四个现代化”来描述，但这一表述提到了现代化工业、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在内容上和“四个现代化”是基本一致的，可以看作“四个现代化”相关内容的最早提出。1954年9月15日，毛泽东提出中国在经济上文化上是落后的，要力戒任何浮夸和骄傲，学习他国先进经验，通过几个五年计划，“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把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摆脱落后和贫困的前提，指出“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文献中关于“四个现代化”内容最早的明确表述。“四个现代化”的提出，总体上基于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摆脱社会整体贫困落后面貌的目的。但这时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在之后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不是作为国家发展总体目标来使用的，四个方面也不是并列的关系，国家的总体发展目标依然是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把工业现代化特别是发展重工业当作其他三个方面现代化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提高的基础和保证，强调“我们的一切努力都是为着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的工业国家”。

之后，党在现代化探索中注意到现代科学文化对于现代化的重要性。1956年1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强调了科学对于巩固国防和发展经济的重要性，指出有了先进的科学，“才能有巩固的国防，才能有强大的先进的经济力量”。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为迅速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而奋斗。1957年2月，毛泽东从人民民主专政目的的角度论及了现代化建设，现代化内容涉及“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这是毛泽东首次提到科学文化的现代化。在1957年3月，毛泽东再次强调了这一点。这里没有再提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是因为交通运输业是以工业为基础的，它本身就是工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1957年8月，周恩来对这个问题有一个说明，提出工业包括交通运输业，交通运输业要先行但要全面安排的思想。鉴于当时世界发展的和平趋势，为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周恩来提出国防工业要放慢一些的思想，这时就没有再提国防现代化建设。20世纪50年代末，随着国际局势的新变化，国防现代化重新被重视。1959年，毛泽东提出要在“三化”即工业、农业、科学文化现代化上，“加上国防现代化”，党依据发展的实际调整现代化的内容，不仅说明现代化是一个动态、开放的概念，也体现了党对现代化的认识坚持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1960年1月7日，毛泽东明确使用了“四个现代化”这个词：“是不是公开讲八年内完成四个现代化？可以考虑，内部要讲”。之后，在党的文献中不断出现“四个现代化”这一专门用语。1963年1月，周恩来将四个现代化描述为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提出“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科学技术当作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关键要素。另外，关于四个现代化的表述和原来的表述相比发生了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是用词上的调整，用“科学技术现代化”取代“科学文化现代化”，从词义上来看，用“科学技术现代化”更贴切；二是顺序上的调整，将农业现代化置于工业现代化之前，将科学技术现代化放到最后，这样调整主要是与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一致和凸显科学技术的关键作用。1964年12月，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将上述“四个现代化”作为战略目标提出来，这也是在政府文件中首次正式提出“四个现代化”。之后，关于“四个现代化”内容的规定除顺序外没有再进行调整。此外，周恩来在大会上还提出把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分两步走完成：第一步是大致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是再用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党在这一时期提出的关于“四个现代化”目标和“两步走”的安排，在现在看来，尽管现代化建设的内容不够全面，现代化实现的时间表设定得过于乐观，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有这样的认识并作出这样的安排也实属不易，体现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这一时期，面对当时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和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党明确提出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不能搞资本主义，只能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缺乏更多可借鉴的经验，一开始主要是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验。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对现代化的认识不断深化，毛泽东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实现了由学习苏联到以苏联为鉴的转变，注重依据中国国情来探索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道路，《论十大关系》就是在现代化建设上反思苏联经验和结合中国国情深入思考的结果。这一时期的伟大成就是在实践探索中逐步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四个现代化”建设目标，根据中国实际规划了现代化建设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并在现代化建设上取得了很大进展。虽然这一时期因经历的特殊困难和曲折使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放缓，但“四个现代化”目标的提出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意愿，成为团结激励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动力。

（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提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启了新的篇章。邓小平强调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模式不适合中国，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而且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不能定得太高，要从中国是一个大国、一个穷国的现实出发。1979年，邓小平首次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命题。这里的中国式的现代化最初是作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的同义语来使用的，是在继承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的“四个现代化”构想的基础上，强调现代化必须要符合中国实际，体现了对中国现代化的科学定位。这一时期关于“四个现代化”的内容表述也发生了顺序上的变化，将工业现代化置于农业现代化之前，如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党的基本路线”部分用了同样的表述，“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将工业现代化置于首位，将现代工业看成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体现了党对当时世界现代化发展趋势的把握，反映了党对现代化认识的深化。此后，随着实践的发展，党认识到现代化不应该局限于这四个方面，认识到用“四个现代化”来描述国家总体发展目标已不适宜，到党的十三大以后，在党的文件中“四个现代化”这一用语逐渐被更具包容性和更宏观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概念所代替，现代化在内涵上也不断丰富和发展。

一切从实际出发，是邓小平提出的“中国式的现代化”要坚持的方法论原则。邓小平多次提出我们要对国情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无论是现代化建设的内容还是目标实现的时间表都不能脱离中国的国情，基于此，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命题，明确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不能忽视两个现实：“一个是底子薄。第二条是人口多，耕地少。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1979年12月，邓小平用“小康之家”来描述“中国式的现代化”。“小康之家”这个概念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小康”一词在中国古代最早有生活安康、安定之义，后来被当作仅次于“大同”社会的一种理想生活状态。邓小平借用“小康”一词作为“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愿景，体现了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契合了千百年来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之后，党不断深化对小康社会的认识和思考，1982年，党的十二大将“小康水平”定为20世纪末中国要达到的经济建设目标。1984年3月，邓小平提出：“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邓小平还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面临的任务很多很复杂，要统筹安排好各方面的关系，如经济与教育、科学、法律等的关系，“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认为只有处理好这些关系，才能为“四个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利的支撑，还特别强调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离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可以说，强调发展经济在实现现代化进程中的基础作用，从根本上抓住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

随着中国国情的变化，关于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部署也在不断调整。1987年4月，邓小平提出了“三步走”发展战略，其中第三步的目标是在21世纪用30年到50年时间使国民生产总值“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同年8月，邓小平重申了经济发展分“三步走”的战略安排，这一规划是邓小平基于社会主义处于初级阶段的实际提出来的，体现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同年10月，党的十三大确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和“三步走”经济发展战略，并把第三步实现时间具体到21世纪中叶，目标定位为基本实现现代化。1997年，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21世纪的目标，将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作为第一步，第二个十年作为第二步，第三步目标是到“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这被称为新“三步走”战略，是对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战略中的第三步的细化安排，提出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标志着“三位一体”的现代化布局正式形成，从原来的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方面的现代化发展到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的现代化，拓展了现代化的内容。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在21世纪的前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申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2006年，胡锦涛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要“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现代化建设目标中增加了社会层面的内容，现代化布局变为“四位一体”，另外在提法上用“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替代“社会主义国家”，加上了“现代化”一词，更加凸显了现代化是国家的战略目标和中心任务。2007年，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更为明确地提出现代化建设的“四位一体”布局，还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思想，将建设生态文明纳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中。在2007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生态文明被放在“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方面的基础上，又加上建设生态文明，初步形成“五位一体”的现代化布局。